四十年前，侯季然才刚出生，当时台湾民歌正蠢蠢欲动。四十年后，他被询问是否能够担任这一部民歌四十年的纪录片导演。
李宗盛和陶晓清是同时听说BobDylan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
10月13日那天，他们和包括杨弦在内的10个人正聚在一起，参加一部名为《四十年》的纪录片的首映会。“我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心情，那就是万分激动。”李宗盛说。
BobDylan获奖的消息对这群人来说意义重大。他们在年代的台湾发起了一场民歌运动。和大陆所谓的“民歌”不同，民歌运动更接近民谣。在这场运动里，包括李宗盛在内的这些年轻歌手希望像Beatles和BobDylan一样，在歌里加入“耐人寻味的东西”，“展开一种缓慢却有力的思想革命”。陶晓清在当时是电台主持人，她参与推动了这场运动。
马世芳是陶晓清的儿子，他也是一位知名的乐评人。他认为，正是这场运动让歌词带上了“文学性”，新生的本土民谣完全区别于台湾年代大张旗鼓的“歌功颂德”歌曲。苏打绿的歌也可以从民歌那里找到渊源，马世芳在一档音乐电视节目里说。
这就不难解释，当他们得知BobDylan的获奖词“在美国伟大的音乐传统下创造了新的诗意表达”时，激动万分。
更何况，他们刚刚走出影院——在这部名为《四十年》的分钟纪录片中，导演侯季然拍下了年民歌四十年时这群五六十岁的老音乐人在台北“小巨蛋”举办纪念演唱会的台前幕后。
“民歌40年——再唱一段思起”演唱会（图/中华音乐人“民歌40年——再唱一段思起”演唱会（图/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提供）但当满头白发的民歌手在镜头面前拿起吉他开始唱歌时，乐评人马世芳说，好像马上回到另一个时空。
人们通常认为，那是台湾音乐的黄金时代，“单纯美好的时代”——也有人在过去的40年里一直这样说。那时候，音乐的力量似乎大到足以让政治立场的蓝、绿对立和身份认同问题都隐匿起来。
不过，这些故事对大部分年轻人来说都差不多毫无关联了。时间确实有点久远，他们可能也只听过几首在当时应运而生的民谣，如《橄榄树》、《外婆的澎湖湾》、和《兰花草》，或者只知道活跃至今的歌手李宗盛，和依然在音乐节上用力敲打钢琴的胡德夫。
李宗盛（图/牵猴子整合行销提供）但就像年轻人们还是可能在50年后再次被BobDylan打动，一位90后的网友TheoAlle在台湾知名的论坛上留言说，他刚刚看完在10月14日正式上映的《四十年》，觉得挺感动。即便，“里面的人除了李宗盛和民歌之母陶晓清之外我都认不太出”。
得益于台湾不错的纪录片环境，这部影片在一开始就打算上院线。
侯季然是在年接受拍摄邀请的。
一个叫“中华音乐人交流协会”的组织找上了电影发行商“牵猴子整合行销”，提出拍摄一部纪录民歌四十年纪录片的想法。这个协会主办过许多与民歌运动有关的活动。“牵猴子整合行销”的负责人王师找了制片人李耀华一同着手此事，李耀华推荐侯季然担任导演。
过去的13年来，这位台湾的中生代导演曾创作过剧情片，纪录片、广告、MV。在《四十年》拍摄之前，侯季然还参与了另一部颇有影响力的纪录片《听时代在唱歌》。在那部片子里，“资深音乐人”口述了台湾音乐过去的历史。
侯季然在当时花了几年的时间访问民歌手，“从歌迷变成一个对产业更了解的人”。
这位“半局内人”在重新处理这个话题时，有点儿犹豫。他不认同“纯真时代”的说法，这是肯定的。很可能，那只是资讯不流通造成的假象——弹吉他、或是听歌的年轻的音乐人并不知道台湾社会的另外一面正在发生什么。他们只是大约笼统地了解，年代尚处于戒严时期的台湾，政府不停倡导人们多唱歌功颂德的歌曲，因此当Beatles和BobDylan传入时，年轻人义无反顾地就沉浸其中。
随即，一些年轻人提出，“我们应该唱自己的歌”。
他们中有的更激进些，比如李双泽，从“洋歌”联系到“可乐”，以至于人们传言说，他故意在台上摔了可乐瓶。而另一些人，比如正在电台工作的陶晓清看起来更理性，她质疑文化上的保守，认为“在我们还没能力写出自己的歌之前，应该一直唱前人的歌，唱到我们能写出自己的歌来为止。”
多年来积极推动民歌运动，被称为“民歌之母”的陶晓清（图/牵猴子整合行销提供）
“我希望在这个片子里面，他们（民歌手）都回到一个很真实的样子，不要有符号在他们身上。”侯季然在今年9月接受《好奇心日报》采访时说。
他决定拍摄民歌手如今的生活。他前往民歌手们的家中、工作地点，跟着他们出游，也到了那个每隔十年就要举办的民歌演唱会。拍摄只进行了不到一年。
年6月5日一场名为“民歌40年——再唱一段思起”的演唱会在台北小巨蛋举办，这场演唱会共来了68位台湾民歌手。侯季然拍摄了他们准备这场演唱会的前后。在片中，我们时常能看见一种有趣的呈现方式，每当歌手要走上舞台时，镜头就会移开，切换到他们平日生活的样貌。
比如说，胡德夫与家人们吃饭的场景，或是独自走在路上，回忆投身与原住民相关的社会运动。饱受疾病所苦的邰肇玫，医院检查的情形，以及杨弦走进乐器行试弹吉他的样子，此外李宗盛与木吉他合唱团的团员重新会合的场景。
陶晓清那间几十年没有搬迁、被称为“民谣餐厅”的客厅也反复出现，当年那些青涩的年轻歌手失恋后总是到这里来找她诉苦，或者拿着不那么出彩的成绩单问前途。
侯季然对处理历史资料是擅长的，他同样记录民歌时期的《听时代在唱歌》显示了这一点。但《四十年》里的这些私人故事有点儿像民歌运动的旁枝，侯季然完全放弃了宏大叙事。这让影片看起来更抒情，更容易打动人，也同样很有可能，人们在看完之后，仍然对这段历史一头雾水。
这一方面受限于素材，关于民歌时期的材料罕有完好保存下来的。另一方面，侯季然在过去几年的拍摄中，习得了他的电影语言。
“以前的作品，我都没有去接触别人”，侯季然自认自己早期的创作，较少把“人物”作为故事的重心，这些作品包含《星尘》、《我的七四七》、《台湾黑电影》。
早期侯季然的创作手法，时常是透过资料恢复一个物品，或是时代的样貌，典型的例子就是他在年的首部纪录片《台湾黑电影》，这部片叙述过去年到年之间，台湾有一堆犯罪写实类型片的创作，却在电影史料中鲜少被人提起，他透过收集当时的资料，把那段被人们遗忘的历史重现呈现出来。
《台湾黑电影》电影剧照（图/侯季然提供）但在一次拍摄地方社区发展的纪录片案子《点台湾》当中，他开始注意到“人物”这个元素，并且将此手法延续到《书店的影像诗》。“虽然名字是说书店，但其实是在拍书店老板，就是看这个人是怎么样子，我就是拍摄的过程中，去捕捉他的一些生活细节，或是工作的细节，像是他如何去拜拜，如何吃东西，这些东西就是我最治疗白癜风哪个医院最好北京治疗白癜风最好的医院是哪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