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40岁以后到王村西铺毕家教书,他40岁以前都干了些什么？

■蒲松龄40岁前已经写就《聊斋志异》，高珩和唐梦赉都已作了序。那么，他是在哪里开始创作的呢？

■《老乡蒲松龄》一书，指出《施闰章慧眼识文才》和蒲松龄《“三夺魁”出山道台府》的历史事实。那么，“道台府”在何处？

岭子镇：蒲翁《聊斋志异》始创地

□本报记者魏廷宝董学宏

特约记者闫盛霆

通讯员郗文娇吕明慧

蒲松龄在创作《聊斋志异》

　　蒲松龄，因了一部《聊斋志异》而扬名中外，被称为“世界短篇小说之王”。作为淄博人，因有蒲松龄这位老乡而感到自豪。

　　我市地方史和聊斋文化专家郭大均先生的《老乡蒲松龄》一书指出了《施闰章慧眼识文才》和蒲松龄《“三夺魁”出山道台府》的历史事实。那么，“道台府”在何处？《老乡蒲松龄》这部书，根据许多鲜为人知的史料进行了考证，其中一项重大成果，就是蒲松龄教书的“始教地”和聊斋文化的“萌发地”以及《聊斋志异》的“始创地”是在今天的淄川区岭子镇。

　　记者详阅郭大均先生的《老乡蒲松龄》，以及他著的《孝水钩沉》《流年笔韵》等书，发现郭大均先生针对众多疑问的考证在书中均有详尽披露。郭先生认为，蒲松龄40岁以后到王村西铺毕家教书。他40岁以前都干了些什么？40岁前他的《聊斋志异》已经写就，高珩和唐梦赉都已作了序。那么，他是在哪里开始创作的呢？《施闰章慧眼识文才》和蒲松龄《“三夺魁”出山道台府》的历史事实提到的“道台府”在哪里呢？经郭大均先生考证“道台府”就是在淄川区岭子镇的沈家河村。这个七进院落的浩大的“道台府”，就是他《孝水钩沉》中所写　《传奇人物岭子沈润》被皇帝特批王府规制的府第。

　　秋高气爽的一天，记者随郭大均先生到访岭子镇，来寻迹蒲松龄开始创作《聊斋志异》的地方。

首次出山融入岭子

　　沈家河村是当时浙江“宁绍台道”道台沈润的老家，地处淄川西乡，时称忠信乡，古有“淄邑名士半淄西”之说。沈润退职回家后，闻知本县蒲松龄在县、府、道(省)秀才考试中连夺了“三个第一”。于是，就通过亲朋好友请当时19周岁的蒲松龄出山，来道台府教授他的两个儿子沈天祥(字燕及)和沈凝祥(字德符)。此时，蒲松龄兄弟四人分了家，他吃、住都很困难，就一拍即合，出山来到了沈家河道台府教书。也就是在这里，蒲松龄才静下心来，开始了他的《聊斋志异》创作。

　　在座谈采访时，郭大均对记者说，山东大学聊斋学专家袁世硕教授在其《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中，就已提出“蒲松龄青年时期曾进入本邑沈氏之家”，并初步论证了在此教书的历史事实。马瑞芳、张福信、宣兆琦、陈玉琛、郭能勇和已故赵蔚芝教授等聊斋学和史学专家，也同意或赞成这一考证。我的考证文章是具体引证了蒲松龄诗文中的自我表述，并找到了蒲松龄当时教书、著书的地方。这引起了众多蒲学专家的惊叹，认为我的考证详实而精确，是把有关蒲松龄的所有文献资料都研究透了。蒲松龄的儿子蒲箬，在记述父亲生平事迹中说其父20岁之前，就开始“岁岁游学”“无暇治举子业(没有空学习考取举人)”。岁岁游学，却无暇治举子业，就只能是教书了。蒲箬还说其父“50年以舌耕度日”“70岁始不趁食(教书)于四方”。说明蒲松龄50年的教书生涯，就是从20岁(19周岁)开始的。作为学生的沈天祥，年龄比蒲松龄还要大，但他也只得尊重历史事实，自称是蒲松龄的“门墙”，即蒲松龄的门生、学生。沈凝祥与蒲松龄年龄相仿，在师生共处的第二年，他去北京，受到了淄东在京任御前通政之职的王樛(字子下)之热情接待。回来后，就请自己的老师蒲松龄代写了《代沈德符与王子下通政》一信，寄予王樛表示感谢。代写的这封信中所叙述的历史事件，证明是在顺治十七年，即蒲松龄来到沈家的第二年。当地老人说，因蒲松龄当时“名声籍籍诸生间”，还替他在青云寺教书的外甥赵晋石(字金人)代过课，介绍自己县、府、道秀才考试“三个第一”的经验。也有人说，“青云寺”庙门口上的寺名，就是蒲松龄题写的。

　　郭大均说，至于蒲松龄与沈家学生及其后辈之间的诗词酬答，那就更多了。如《同沈燕及饮园中》《偶与燕及夜话》等，现仍存有13首。内中记述师生当年朝夕相处的历史事实和深厚友谊，就连沈天祥夫人之日常生活，包括“摘阮(弹琴)”的美好形象和玄妙琴声，都跃然纸上。蒲松龄在这里替沈家写下了众多的文启或书柬。这些极易散失的轶文，至今也有10多篇。后来，蒲松龄还不得不参与了沈家家务纠纷的平息；还多次写诗赞扬沈天祥之子沈惠庵聪明好学，如《贺沈惠庵》等。

　　郭先生说，在蒲松龄文集《与沈德符》一文中，蒲松龄有“以三十年之交游”“昔与大兄共灯火时”之自我记载。30年前，正是蒲松龄在岭子教书的时日。“共灯火”，是那时教书的同义语，即师生共用一盏灯之意。这是蒲松龄在岭子教书、著书的确凿文字证据。

蒲翁著书遗迹犹在

郭大均一行寻访岭子镇沈家河村道台府《聊斋志异》始创地

　　记者随郭大均驱车来到岭子镇的沈家河原道台府进行实地采访。在乡民指引下，见到了蒲松龄当年在此教书的塾院和当“西宾(相对于东家而言)”的西宾大厅房；还见到了蒲松龄当年在此教书用的条几和砚台。那处西宾大厅房的木结构，因年久失修，已露出了多年前的原形，室内还发现一张布满灰尘的老式条几和一方砚台，砚台上部花饰呈现碎裂痕迹。住户村民介绍说这是蒲松龄当年在这里教书时用的。幸运的是，作为蒲松龄当年称其“中容驷马骧”、七进院落的诺大道台府，此处保留最为完整，但却亟待予以抢救性修复及保护。

　　镇上领导还根据郭先生考证文章的提示，领记者寻迹了蒲松龄在塾馆附近的活动遗痕。如蒲松龄在沈家河西邻的巩家坞村，结识了官至扬州府江防同知、长江与运河交界处瓜州渡口水陆税收正堂官的邱璐。早在山西沁水、北京大兴先后任县令的邱璐，因为为官清廉，受到了皇帝御赐“半副銮驾”的最高褒奖。这比御赐一件“皇马褂”，要高贵得多。这无异于皇帝认为，其为官品行，可以与自己相提并论、并驾齐驱。后来，蒲松龄被推荐去江苏宝应县当了幕僚，而宝应县的上司就是扬州府。他和县令孙蕙去扬州府办事，常顺便去江防同知的官邸拜访老乡邱璐。这期间，蒲松龄还成了孙蕙的亲戚与邱璐在老家一宗土地卖买之中介人和书信撰写人，如《上瓜州邱》等，现仍存有7篇之多。在郭先生《老乡蒲松龄》和《孝水钩沉》中都有考证文章。

　　蒲松龄与邱璐在老家的子、侄，都有密切交往和诚挚友情。他们经常在沈家河村北的豹山“豹岩观”内之“玉皇宫”饮酒赋诗。当酒醉欲归时，又见邱璐的儿子邱襄宸(字翊圣)，派家丁从镇上打来了好酒。于是，又被邀回重喝。这在蒲松龄诗《九日同邱行素兄弟、父子登豹山》一诗及诗之注记中，都说得很明白。他们有时喝得酩酊大醉、鞋履交错、杯盘狼藉。蒲松龄一生在豹山、豹岩观、玉皇宫的诗词，现存有13首之多。记者寻迹了这些地方，见故址仍在，但也是亟待维修与保护。

耳濡目染创作《聊斋》

　　在采访中，郭大均介绍说，正是岭子的独特山水人文使蒲松龄耳濡目染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才开始了《聊斋志异》的创作。蒲松龄在县、府、道秀才考试中连考“三个第一”，这是当时作为著名文人、诗人的主考官，山东学政(学使)施闰章(字愚山)，对其超凡文才的赏识。当时的试题是《蚤(早)起》和《一勺之多》，蒲松龄在前题中，把世上富贵之家或贫贱之人为了自身利益而早起的种种心态和表现，都描写得淋漓尽致，以至于深深打动了这位喜欢文才的学政大人。施闰章大为赞叹，说蒲松龄第一次考试就“首艺空中闻异香，百年如有神(百年神文)”，又说其“观书如月、运笔如风，有掉臂游行之乐”。但是，蒲松龄的这种文体、文风，与当时科举考试之“八股文”是格格不入的。在仕途上，就是因为这一误导，才使蒲松龄后来屡试不第，未能出仕做官。但蒲松龄却在如此夺目光环的诱导和鼓励下，迷恋上了自己喜爱的这种文体和文风。他对用古文进行故事或笔记体短篇小说的创作，产生了浓厚兴趣而与之难分难解，甚至不顾其他达官贵人和文友对其仕途前程的一再担忧和劝告。山东大学聊斋学专家马瑞芳教授在演讲中指出：“蒲松龄大概在分家以后，做私塾教师时，就开始写《聊斋志异》……不管哪个朋友听到奇闻轶事，他都要了解一下，写到自己的作品里。”而上述“分家以后”，正是蒲松龄来到岭子镇做了私塾教师的时候。

　　郭先生说，蒲松龄与邱璐的侄子邱希潜(字行素)，同为教书先生，交往更加亲近。当年蒲松龄与邱希潜经常在豹山巨石上以及邱希潜在山脚与小河交界处构筑的“画村清梦楼”饮酒聊天。蒲松龄在诗中，称邱希潜的这座楼是“异人栖”。看来，蒲松龄当时就喜欢上了这个“异”字。《聊斋志异》及其自谓“异史氏”，岂非异人之书、异人之作乎。高珩在《聊斋序》中，一开头就说：“史而曰异，明其不同于常也。”

　　郭先生接着说，我在《孝水钩沉》之《一代文宗唐氏梦赉》中说的唐梦赉，官至朝廷翰林院检讨(相当于现在的秘书长)。其老家就是沈家河南邻的南坡村。蒲松龄在此教书、著书时，与因直谏被罢官回籍的唐梦赉交往更加密切。《聊斋志异》的《雹神》《泥鬼》等篇，都是以这位乡贤的神话传说为原型，以至不惜把其进一步进行了神化，说鬼、神都敬畏唐梦赉的为人和刚直不阿。后来，蒲松龄还为唐梦赉写了《寿唐太史》等多篇诗词，还写了称颂唐梦赉生平的《生志》。唐梦赉死后，蒲松龄写了凄惋的悼诗，把其称为乡贤“典型”和文人“领袖”。

　　根据郭先生的深入考证，蒲松龄在岭子开始写《聊斋志异》，书中就有明显痕迹。如多数版本开首篇《考城隍》，第一句话就说：“予姊丈之祖……”。“予”即我；“姊丈”，姐夫也。蒲松龄姐夫家，就是在岭子镇的赵家村。其祖上本非姓赵，不幸遭官府灭门之祸，姐夫之父避祸来到赵家村，改姓为赵。蒲松龄姐姐生的儿子，就是赵晋石(赵金人)。这位外甥比舅舅蒲松龄岁数还要大，也是位秀才。他在本村沿路的陡峭山坡上，依山就势，建了一座木楼，取名“借山楼”。因此，村名又叫了“赵家楼”。蒲松龄从淄东老家蒲家庄来回于淄西岭子沈家河村，都要经过这里，常在此登楼休憩，并与赵晋石谈古聊今、赋诗填词，现其诗词仍存多篇，如《题赵晋石“借山楼”》等。此诗最后，蒲松龄还提醒赵晋石，不要忘了自己是隐姓埋名，要注意随时会带来的危险。赵晋石与淄邑名人诗词酬答甚多，在该村赵氏家谱中，亦有记载。

　　《聊斋志异》第一卷，应是该书的最早之作。第一卷第三篇《尸变》，就是蒲松龄从老家淄东蒲家庄去沈家河村，路过淄川西乡蔡家店村时听到的神话传说。蒲松龄这时年纪尚轻，阅历不深，从小随先后弃儒经商、弃商从教的父亲在舅舅家的私塾读书，并未去过名山大川和佛教、道教圣地。他只是在去沈家河教书的路上，途经并多次前往岭子镇之“青云寺”。因为他的外甥赵晋石在此“设帐”教书；“郢中诗社”诗友李尧臣(字希梅)也在这里攻读，现有蒲松龄的诗词为证。诗中称青云寺：“山静桃花幽入骨，谷深溪柳淡如僧。崩崖苍翠云霞满，禅院荒凉鬼物凭。”其中“幽、僧、禅、鬼”，无不透着《聊斋志异》的诡异。《聊斋志异》的第一卷，有《画壁》《长青僧》《僧孽》《鹰虎神》等篇，都与僧侣有着密切的关系。上述蒲松龄从淄东老家路过蔡家店、赵家楼、青云寺，进一步佐证了他在此路西端之岭子镇沈家河村教书、著书的历史事实。

　　还有，蒲松龄教书的沈家河村，北邻豹山的“豹岩观”。蒲松龄老友唐梦赉的号，就因此叫“豹岩”。因近在一箭之地，他常与沈家子弟去豹岩观吟诗赋词。因之，蒲松龄接触道士颇多。《聊斋》第一卷之《种梨》《劳山道士》《焦螟》《灵官》《画皮》，无不与道士有关，但这里说的劳山不是青岛的崂山。

　　郭先生说，清初《淄川县志》记载了多项县西包括岭子地区的奇闻轶事，其中就有沈家河村的神话传说。其内容酷似《聊斋》故事的情节。可见，蒲松龄在这里进行创作，也是受了当地一些神话传说的影响。从顺治十六年到康熙三年，蒲松龄在岭子地区教书、进行《聊斋志异》创作，达五年之久。

　　郭大均认为，这些充分证据和确凿事实证明，《聊斋志异》最早、最兴旺的创作时期，就是在淄川区岭子镇的这段时间，这里是蒲松龄开始教书的“始教地”和创作《聊斋志异》的“始创地”，或者说是《聊斋志异》的“发源地”、“创作地”和“诞生地”之一。

诗词俚曲多才多艺

　　在采访中，郭先生还进一步介绍说，蒲松龄就是因为在岭子，同赵晋石(赵金人)交往密切，日后还一起在李尧臣家中“共治举子业”，再后来才由赵晋石推荐去其在青云寺教出的学生孙蕙那里，给时任县令的孙蕙当了幕僚。一年的幕僚生涯，事务非常繁忙。蒲松龄在这里的主要成就就是作诗，我在书中有《游江南一载成百诗》之说。一年后，蒲松龄回家，忙于应付科举考试，又加上他已是七口之家，负担很重，生活困难。孙蕙为此推荐蒲松龄去其妹夫王观正(字如水)的家族中，继续当了教书先生。蒲松龄这期间的主要成就是与王家子弟的诗词酬答。

　　至于40岁以后去了王村西铺毕家，又对已成书的《聊斋志异》进行了一些修改和补充。蒲松龄在这里的主要成就是俚曲。因为馆东毕际有(字载绩)的母亲王氏老太太喜欢看俚曲，他不得不拿出大量时间和精力，去迎合馆东老母亲的爱好，但这也铸就了其作为明清俚曲家的巨大成就。家喻户晓的《墙头记》等戏剧，就出自蒲松龄的俚曲。在上下两卷的蒲松龄文集中，俚曲之篇幅占了下卷的大部分。对蒲松龄的俚曲，音乐及明清俚曲家陈玉琛先生有研究专著《聊斋俚曲》。蒲松龄文集中，还有写的大量科普文章，如农桑、工艺、保健等方面。郭先生最后说，正因为《聊斋志异》的名气大，才影响了蒲松龄同时作为诗人、词人、戏曲家、教育家以及科技普及家的知名程度。蒲松龄的一生真是多才多艺啊！

未被遗忘，那些无名的英雄

□李夏至

　　八十年前的长征历史怎么讲？作为一部献礼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纪录片，正在北京卫视播出的《红军不怕远征难》并不想按套路出牌。

　　实景重现，影视化翻拍，双讲述人交叉叙事，并首次让无名的红军战士担纲主角——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导演团队选择彻底颠覆纪录片的惯常手法，他们想为八十年前的同龄人立传，也希望此后人们书写的长征史中，那些无名英雄不会被遗忘。

　　不过，经验丰富的总导演吴志勇没有预料到，这个任务竟如此艰巨：计划拍摄9集、时长至少在分钟以上，然而在一年前做资料准备时，竟找不到一段超过3分钟的相关影像资料，“之前我们做抗战题材，有很多相关的影像记录可以直接用，但长征的材料少之又少。”无奈，大家只能用笨办法——重走一遍长征路，实景重现长征历程。

　　年10月17日，导演组从江西于都出发。他们沿着中央红军当年长征的路线，途经广东、湖南、广西等地，爬雪山、过草地，祭扫红军烈士纪念碑、无名烈士墓，历经三个多月，直到今年春节前后才返回北京。回京后又是两个月闭关，导演组所有成员吃住在一起，翻阅与长征有关的材料，选择取景地、找故事、写本子，直到年4月，该片正式开机。“过去，三个月可以拍完一部片子，这次前后拍摄整整用了一年时间。”吴志勇说。

　　实景重现，是《档案》导演组在拍摄《伟大的贡献》时首次采用的手法，但当时取景是在影视城，关于人员、景致和道具，都更为便利，而这次拍《红军不怕远征难》却是实实在在的雪山和草地，连专业的群众演员都很难找到。所幸，导演组路经的长征沿线各地，对纪录片的拍摄都给予了很大支持，最后片中出现的红军都是由当地服役的武警扮演的。

　　导演组是第一批长征故事的观众，能够深刻触动他们的故事，才会被选中。在湘江边上，他们找到了一位90多岁的当地乡民，当年的湘江战役让红军从多人锐减至00余人，红军的尸体一度阻塞河流，在江湾处堆积，后来是当地百姓自发为红军收回遗体并安葬。“我们问老人家，红军遗体的安葬地在哪儿？这位老人本来已经记不清很多事情了，但谈到这个却异常的精神。他说，我们一路走过来的那条柏油路下，都埋葬着红军的遗骨。”吴志勇回忆，当时整个导演组几乎都哭了，“之前离开江西时有很多老乡拜托我们，如果找到了他们家人的坟墓，记得给他们报个信儿。如今我们找到了，却不知道该如何报信儿，因为不知道牺牲在此的那些战士的姓名。”

　　吴志勇由衷感慨，纪录片人过去都习惯于在资料堆里找故事，可真正最能直通心灵的，莫过于残酷的事实，“当我们走在当年红军走过的路上，更能明白当年他们为了什么而战斗。我们如今的和平生活，建立在英雄的牺牲之上，而历史应该记得他们做过的一切。”